2019年10月25日下午，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讲座第110场在历史学系1410室举行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编辑胡文辉作题为《现代史学著作的“纲目体”》的讲座报告。历史学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教研室主任李孝迁教授主持，王应宪副教授以及二十余位本硕博研究生参加讲座。
胡文辉编辑谈“现代史学著作的‘纲目体’”
讲座伊始，胡文辉编辑以全汉昇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、柳诒徵《史学研究法》为例，引入对“纲目体”体裁的讨论。他认为从整体来看，“纲目体”应源自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纲鉴易知录》。而“纲”、“目”两分的格式，又可以说带有传统“经”、“传”两分的痕迹（如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）。除此之外，民国时期还有罗根泽《孟子传论》、邓之诚《中华二千年史》、陈登原《今圣叹传》、金毓黻《安东都护府考》、钱穆《国史大纲》、台静农《西汉简书史征》（《台静农论文集》）、白敦仁《释食》等著作采用“纲目体”。五十年代后，仍有部分著作以此为体裁，如袁国藩《元代蒙古文化论集》、袁国藩《从元代蒙人习俗军事论蒙古文化》、冯家昇等《维吾尔族史料简编》、张久和等《辽夏金元史徵》等等。
接着，胡文辉编辑总结了这种体裁的优点，并举出专题化的史料汇编以及“史学二陈”的论述风格与此进行对比。专题化的史料汇编先排比史料，再以“注”或“案”的方式作说明、考订和分析。而“史学二陈”的论述中的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同样密集引用、排比史料，但不直接运用“纲目体”，风格却有类似之处。“二陈”似乎往往先排比材料再作分析，考订、辨析的成分也较多；而“纲目体”则是先作按断、总结，一般不作考订、辩析，再排比材料以作为证明。
“纲目体”在民国时期流行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学人受《纲鉴易知录》的影响，叙事简明，容纳史料更具弹性，既追求“可读”，亦有“考异”的性质。此体裁在民国前后最为通行，五十年代在台湾可能保留较多一些。另外受近代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的口号的影响，学人治学无不重视对史料的掌握。史料运用的规模和密度，都影响到对著作体裁的选择，而“纲目体”正符合这一学风的需要。最后，胡文辉编辑总结了讨论“纲目体”体裁的意义：在学术史意义上，它在民国学术史上甚为通行，体现了一种学风；在实用意义上，它似乎仍有一定的生命力。此外，他提出著作体裁应多元化，包括论述的方式、引用史料和注释，都不必一律。史料多寡的情况不同，可能适宜采取不同的论证方式，也适宜采取不同的著作体裁。在讲座最后，与会师生就陈寅恪写作风格等议题展开了互动交流。
图文｜唐益丹 编审｜史玉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