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0月22日下午，在章义和教授的主持下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汤勤福教授在人文楼5303学术报告厅，以《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》为题，为部分历史系师生作了一场精彩讲座。本场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百场讲座第109场。
汤教授首先回顾了近十年来中国礼制史的研究现状，认为学界出现了礼制史研究的一个小高潮，其表现为相关课题多、参与研究人数多、研究成果佳作频出。但是，汤教授也指出当前研究的一些不足，主要表现为具体礼制问题研究多而相关理论研究较为薄弱。例如，贯通性的礼制史著作对中国礼制史发展阶段，大致基于中国古代史断代来划分，缺乏礼制史变迁的自身特色。汤教授认为，应当深入研究礼制史发展有其自身特点与规律，重新划分中国礼制史发展阶段。
汤教授在讲座中主要讲述了集权礼制的特征及其四个变迁阶段。他认为：就中华礼制发展的礼制形态而言，秦统一之后到1949年之前的国家礼制形态为集权礼制。所谓集权礼制，是依附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、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、以吉嘉军宾凶五礼为外在形式、凸现君主集权、强调贵贱等级的一种礼制体系。集权礼制可划为四个变迁阶段：秦统一至隋为集权礼制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；唐宋为集权礼制鼎盛阶段；元明清（道光之前）是集权礼制衰变阶段；道咸以降至民国是集权礼制向现代礼制的转型阶段。
汤教授对集权礼制不同阶段的突出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。如短暂的秦王朝初步建立起一套尊君抑臣之礼。两汉儒家学者“推《士礼》而致天子之说”，礼学思想的发展对礼制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，并奠定了后世礼制构建的理论基础。西晋创建了五礼体系的礼制体系，是中华礼制构建的重大突破；东晋南北朝表现为中原礼制与少数民族礼制的激烈碰撞与交融。唐宋礼制建设突出表现是：鸿篇巨制礼典的编写和哲理化的礼学理论，使集权礼制进入鼎盛阶段，同时礼制下移又促进了中华礼仪的广泛传播。元朝在推行中原礼制时，坚持其民族礼仪，形成蒙汉礼制混融为特色的礼制，如在行用年号和国号、祭天、祭祖、庙制等礼仪方面都与汉式礼制存在很大差异。明朝洪武时期摒弃“胡礼”，恢复汉式礼制，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，都是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礼制建设的重要表现。清代在顺治入关前带有浓厚满族色彩，如行用称汗礼、祭葬礼、抱见礼等；顺治入关后到乾隆朝《大清通礼》修成前，表现为吸收明代汉式礼制，力图绍续中华“礼统”，同时也没有放弃行用满族礼仪。《大清通礼》纂修完成，宣示了帝国礼制的重新塑造，最终形成满汉合璧的礼制体系。道咸之后，中华传统礼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，清政府被迫进行“礼制改革”，实际仍然顽固守旧。民国伊始，南京临时政府曾废除一些旧礼，袁世凯帝制复辟、北洋历届政府的礼制“变革”都是他们玩弄政治的把戏。北伐战争胜利后，南京民国政府推行礼制改革，但以五礼为体系的《中华民国礼制》（草案）和《中华民国通礼》（草案）并未完成向现代礼制的正确转型，但却标志着传统的五礼制度的终结。
在讲座最后，汤教授指出，集权礼制有自身的发展逻辑，四个变迁阶段各有特色、不可混淆，并认为：不但礼制史研究要注意其自身发展规律，其实对中国古代一些专门制度、专门史研究，也需要按照其本身发展趋势的独特发展规律去研究，不能千篇一律地照套中国古代王朝兴亡史，否则就难以真正弄清它们演化的规律和趋势。黄纯艳教授对汤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，认为这场讲座梳理了秦统一之后中国礼制发展史的复杂线索，形成了一家之言，学术视野广阔，学术精神认真，值得在座师生学习。
